石家庄市所辖区域，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市区白佛口文化遗址是目前全市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平原地区人类遗址，距今约6000—7000年；新乐古代遗址“伏羲台”证明了6000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曾活动于此地；战国中山国文化，是石家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继藁城台西商文化之后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文化。

　　两汉时期，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区一直是制造兵器、铠甲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冶金基地之一，“冶河”因此而得名；汉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道教复兴并走向鼎盛的时期，恒、赵二州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史上也留下了绚丽篇章。赵州柏林寺，相传创建于东汉，是河北最古老的佛教寺院；石家庄隋唐文化中最为光辉的历史成就是赵州安济桥，它是世界公认的大型敞肩式石拱桥的鼻祖，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隋唐时期石家庄籍的文化名人有魏征和李吉甫；北宋时期，富弼、韩琦、欧阳修、沈括、苏轼等名宦贤宦先后奉使河北，都在真定府（今正定）留下足迹，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金元时期石家庄建筑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是井陉苍岩山福庆寺桥楼殿，桥与殿浑然一体，凌空飞架于千丈深涧之间，状如飞虹，设计形式奇巧，建筑雄伟险峻，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美学造诣。在艺术创作领域，著名的有上京毗卢寺壁画。这些壁画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壁画的传统技法，在构图、线描、用色和人物造型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此时的自然科学成果也非常丰硕。著名数学家、学者李冶在数学天元学术方面的研究，对中国的初等代数起到了奠基作用，标志着13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

　　20世纪初期，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和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相继修建，并在此交汇，石家庄就是伴随着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925年，这座城市始称石家庄市（后曾改名为石门市）。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较大城市之一。同年12月26日，更名为石家庄市。当时，全市人口19万，有大小工厂27家，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左右。1948年5月－1949年3月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毛主席、党中央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1968年1月29日，河北省会迁至石家庄市。1993年6月30日，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与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合并，成立了新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改革开放给石家庄提供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建成现代化大都市的机遇。石家庄以其环京津、环渤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优势，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近几年来，石家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形成了三横、六纵、二环、十二放射的城市道路网络格局，一在批造型别致的现代化建筑和居民生活小区拔地而起，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内，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民心河”像玉带一样环城绕市，沿河20多个公园，像朵朵鲜花把这座城市装点的无比美丽。

　　一、近代城市化的起点——偶然的机遇 历史的选择

　　据有关史料分析，石家庄村创于明初，原是真定卫的军屯和官庄。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石家庄才成为隶属真定府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据清光绪《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家，600 余口人。

　　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振头站。历史的事变如万花筒，让世人应接不暇。由于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由此带来了一个区域在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化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伴随铁路线的通车，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兴办，其中包括：在石家庄村东创建的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井陉矿和正丰矿等。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随之，大批农村人口向石家庄集中。到1930年，仅产业工人就达1.6万人，大大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

　　20世纪初叶，石家庄还是获鹿县辖下的一个小村，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是，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东移，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地位，日渐繁荣的商业、服务业，成为石家庄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石门市自治——从乡野小村到城镇的跨越

　　这一决策的实施，导致了石家庄交通地位的变化，也成为新城市崛起的先导因素。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使石家庄村东一举成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交汇处。在当时公路交通十分落后的背景），铁路交通在物资集散、商品流通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石家庄铁路交通地位的迅速提高，诱发了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全面兴起，使石家庄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25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1．8平方公里，开始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县城。正定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从当时民国政府的文件可以看出，“市”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十分混乱，与小城镇、市镇有许多类似之处，根本不是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所以，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辛集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审批程序，开创了中国市级建制的先河。而此前直隶省实施“市自治制”的11个所谓的“市”，显然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所以一律取消。虽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到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大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将京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连接起来，使石家庄的交通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日伪时期的石门市，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正定城，而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活动在正定、获鹿等周围各县，不断地对石门日伪政权进行打击，所以，石门市只是一个侵略者控制下的军事重镇，在行政，区域管理、经济辐射和文化影响等方面还不具备中心城市的属性。1947年l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在石门市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同年12月26 日，石门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将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同时，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管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从此，真正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在经济辐射、文化影响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彻底取代了正定城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石家庄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